從掛靠租賃案分析間接代理與行紀之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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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徐州喜運順風租車有限公司時間：2012/03/13 字號：大中小

摘要：從掛靠租賃案分析間接代理與行紀之關系

原告張某與被告陪駕公司口頭約定，將張某所有的桑塔納轎車委托陪駕公司對外租賃，張某交陪駕公司300元/月管理費。后陪駕公司將該車輛出租給了被告王某（王某下落不明法院追加其作為共同被告）。王某卻將該車輛抵押給上海李某，并向李某借款4萬元。張某得知此事后，向公安機關報了案。為減少損失,取回車輛，張某與陪駕公司人員一同到上海支付了王某向李某的“借款”4萬元。事后，張某以此為由向法院起訴要求陪駕公司賠償原告各種損失4萬多元。
在審理中，被告陪駕公司辯稱，陪駕公司與原告之間系委托代理關系，車輛出租前陪駕公司已檢驗承租人王某身份證和駕駛證件的真實性，陪駕公司無過錯。且原告在于車輛被騙后已向公安機關報案，可通過正當的途徑取回車輛，原告向李某贖回車輛系其個人行為，王某是實際侵權人，原告應向王某索賠，不應向陪駕公司主張權利。
案件審理后，一審法院認定，被告王某租用轎車應按約返還承租車輛，故其應承擔不能返還車輛而給車主即原告張某造成損失的賠償責任。原告通過陪駕公司將其所有的非營運車輛用于出租經營，而陪駕公司明知該情況，且其無出租車輛和收取管理費的資格，車輛出租是本案發生的前提，因此雙方對本案最終可能造成的損失均存有過錯，雙方應據此過錯分擔責任。若王某不能賠償全部損失，則陪駕公司承擔部分補充賠償責任。據此，一審法院判令，王某賠償原告損失，陪駕公司對王某不能履行賠償義務部分的40%承擔賠償責任。
案經二審，二審法院認為，原告與陪駕公司存在車輛行紀合同關系，陪駕公司為行紀人，原告系委托人，王某抵押租賃車輛的行為侵害了原告的權利。依據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一條規定“行紀人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行紀人對該合同直接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第三人不履行義務致使委托人受到損害的，行紀人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行紀人與委托人另有約定的除外”，故陪駕公司需對王某的違約行為致使張某受到損害這一后果承擔賠償責任。陪駕公司與張某前往上海處理，未能阻止張某為減少損失支付4萬元行為，故不能免除陪駕公司賠償責任。二審法院維持了一審判決。
[分歧]
案件的爭議焦點是陪駕公司與原告間存在何種法律關系及陪駕公司應否承擔民事責任。
觀點之一：陪駕公司與原告之間系委托代理關系，原告將其所有的車輛委托陪駕公司出租，陪駕公司作為代理人，其代理行為后果及風險應由原告承擔。本案陪駕公司履行了代理職責，在車輛出租過程中也無過錯。租車人王某將車輛“抵押”給上海李某的行為與陪駕公司無關，且李某無權留置車輛，原告“贖車”造成的4萬元損失是其放棄正當行使權利的結果。據此，陪駕公司不應承擔本案責任。
觀點之二：陪駕公司與被告王某簽訂合同時，約定將車輛出租給王某，陪駕公司并未以原告名義出租，而以陪駕公司名義對外租賃，原告與王某間無租賃合同關系。原告與陪駕公司口頭約定將車輛委托陪駕公司對外租賃，并由原告每月支付300元管理費給陪駕公司，因此，原告與陪駕公司系行紀合同關系?！吨腥A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四百二十一條明確規定：“行紀人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行紀人對該合同直接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第三人不履行義務致使委托人受到損害的，行紀人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但行紀人與委托人另有約定的除外”。陪駕公司在明知原告付款“贖車”的情況下未加以阻止，故不能免除其賠償責任；鑒于原告對本案結果的發生和處理亦有過錯，需承擔主要責任，對被告王某不能賠償損失部分的60%應當自負。
[評析]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之爭實質系隱名代理（也稱間接代理）與行紀合同之爭。
隱名代理與直接代理相對應，是指代理人以自己的名義向相對人實施意思表示，而意思表示的效果卻歸屬于委托人的民事法律行為。在間接代理中，由于代理人是以自己的名義對外行為的，所以按照傳統的大陸法關于代理必須顯名的要求，此種代理在性質上不屬于真正的代理。對于間接代理，在大陸法傳統上稱為行紀，而不稱為代理。所謂行紀是指行紀人以自己的名義為委托人從事貿易活動，委托人支付報酬的合同。行紀涉及兩個合同關系：一是委托人與行紀人之間的委托合同關系，如委托行紀人購買貨物或出售貨物；二是行紀人與第三人之間的買賣合同關系，如行紀人接受委托以后，以自己的名義向第三人購買貨物或向第三人出售貨物。行紀是由兩個合同關系組成起來的，兩者相互結合才構成了完整的行紀。從法律上看，行紀不是指上述任何一個合同，因為如果將行紀認為是行紀人與委托人之間的委托合同，則這種關系已經由委托合同調整，法律就沒有規定行紀的必要。而如果將行紀認為是行紀人與第三人之間的買賣關系，則這種關系應受買賣合同的調整，法律也沒有單獨規定行紀的必要?！逗贤ā返谒陌僖皇臈l也規定：“行紀合同是行紀人以自己的名義為委托人從事貿易活動，委托人支付報酬的合同”。
隱名代理與行紀合同具有相同點：它們都是基于委托關系產生，受托人都是為委托人的利益，并以自已的名義與第三人簽訂合同的，它們一般都存在兩種法律關系。
但兩者也具有許多不同點：
1、介入權和選擇權的主體不同。隱名代理行使介入權的主體是委托人，《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條第一款規定：“受托人以自已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時，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與委托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托人不履行義務，受托人應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行使委托人對第三人的權利”。選擇權行使的主體則是第三人，《合同法》第四百零三條第二款規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托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托人或委托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
而行紀合同介入權的主體是行紀人，《合同法》第四百零一十九條規定：“行紀人賣出或買入具有市場訂價的商品，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之外，行經人自已可以作為買受人或出賣人”。在行紀合同中也不存在選擇權的問題。
2、對于合同不能履行所導致的權利義務主體不同。根據《合同法》第四百零二十一條規定：“行紀人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行紀人對該合同直接享有權利，承擔義務”。因此，行紀合同是由行紀人獨立對委托人和第三人承擔責任。而隱名代理它仍然是一種代理關系，代理人的代理行為所導致的法律后果依法應由被代理人承擔。
3、物權流轉關系反映的所有權主體不同。由于隱名代理仍是一種代理關系，在代理過程中不發生物的所有權因物的流轉而發生轉移至代理人的情形。而行紀合同中當物流轉至行紀人手中時，物的所有權因物的轉移而轉移。當物流轉至受托人，而受托人正值破產，此時委托人與受托人是行紀合同關系還是隱名代理合同關系對物是否納入破產財產的處理有決定性的意義，此時對委托人和第三人的利益有重大影響。
4、行為性質不同。隱名代理存在委托人只對代理人單方授權的情形，而行紀合同必須是成立了雙方委托合同關系。
5、是否有償不同。行紀合同都是有償合同而代理合同不一定都是有償的。
雖然間接代理和行紀合同存在上述這些較明顯的區別，但結合上述案例，由于原告與陪駕公司系口頭合同，因此，雙方約定的具體權利義務內容并不十分清楚，給法院認定事實及區別隱名代理與行紀合同關系造成一定困難。而且本案另一個特殊性表現在車輛出租是否屬行紀中的貿易活動，這也是爭議內容之一?，F實生活中，車主想利用陪駕公司的客戶資源以車養車，而陪駕公司也基于此收取一定的報酬，因而車主將車輛交給陪駕公司代為出租的現象十分普遍，但任何經濟活動客觀上存在法律風險，雙方由于各種原因在這些行為初期并未覺察到風險，但等風險來臨為時已晚。因此，規范這些行為，明確在法律上后果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筆者認為，在本案中一審判決在認定原告與陪駕公司存在何種車輛法律關系時采取了回避的態度，也就是雙方口頭約定的內容不足以認定雙方間是代理還是行紀關系，且由于被告王某的行為實質是犯罪行為（當時相關司法解釋還未出臺），從而客觀上原告為減少損失以“贖車”的方式解決亦屬無奈之舉。因此，法院從行政管理的角度認定非營運車輛用于出租經營不當，陪駕公司亦明知該情況，且陪駕公司無法律依據收取管理費，故以雙方均存在過錯為由，判令損失由雙方分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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